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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杭州女子取快遞被造謠出軌 網絡暴力不能忽視

    2021-01-06 15:04:15    來源:新華每日電訊

    被素未謀面的陌生人“口吐芬芳”“問候家人”;

    被質疑、被“人肉”、被曝光生活缺點和道德瑕疵;

    一瞬間成為花邊新聞的主角,成為被消費的談資……

    這些情節幾乎每天都在互聯網場域發生,構成當下網絡暴力的冰山一角。

    2020年7月,杭州市民谷女士就被一個充滿惡意的“玩笑”擊中,深受網絡暴力傷害的她決定拿起法律武器和造謠者抗爭到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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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訴立案后,展示通知書?! ∈茉L者供圖

    經過半年多的發酵,從行政處罰到刑事自訴再到目前被正式刑事立案,公權力嚴肅介入這起網絡謠言。除了關注案件本身的進展,不少人也在思考,公訴是否真能成為網絡暴力頭頂高懸的利劍?

    部分平臺有意放縱炒作

    2020年7月的一天,谷女士到小區快遞點取快遞時,被附近便利店店主郎某偷拍了視頻。郎某隨后與朋友何某“開玩笑”,編造“女子出軌快遞小哥”等聊天內容,發至微信群。隨后謠言經過轉發、加工,在互聯網端不斷發酵。

    8月時,谷女士經朋友告知才知道該情況,隨后報警。隨后,杭州市公安局余杭區分局發布警情通報,稱郎某和何某捏造聊天內容,并截圖發至微信群,造成不良社會影響。依據相應法律規定,警方對二人分別作出行政拘留處罰。

    但谷女士認為,這一事件對她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創傷。被公司勸退、被診斷為“抑郁狀態”、男朋友工作也丟了……谷女士說,一系列的打擊之下,讓她覺得“我認認真真、辛辛苦苦地活了28年,最終活成了一個笑話。”

    對此,事件的另一方,造謠者郎先生的父親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,這只是一個玩笑,也就是在小群里發發,沒想到事態會發展到這一地步。

    他們低估了這個玩笑的威力。浙江傳媒學院講師蘇倩倩說,在網絡場域,由于彼此之間物理和心理距離的遙遠,人們會對不當言論造成的后果缺乏準確的認知評估。與此同時,話題發酵過程中,會有更多人參與其中,導致對受害者造成疊加傷害。

   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調查發現,從一個演繹的故事,到自媒體添油加醋的轉載,例如《少婦因寂寞竟勾引快遞小哥?》《這誰的老婆,你的頭已經綠到發光啦!》……話題最終成為標題黨、炒作者的狂歡。

    近年來,網絡暴力所引發的輿論關注、甚至社會問題屢見不鮮,例如張海迪遭抹黑事件、姜巖事件、“喬任梁因網絡暴力抑郁自殺”等。演員袁姍姍也曾在一場演講中拋出過一個問題,“有誰一年365天,天天被未曾謀面的陌生人罵?”網絡暴力之泛濫可見一斑。

    一些平臺有意放縱這樣的話題炒作。業內人士透露,針對一些罵戰、誹謗,部分平臺根本沒有盡到“通知刪除”的義務。明星、女大學生、空姐等特定標簽人群的八卦,因為關注度高,平臺常常默許、縱容,甚至成為擴大傷害的幫兇。

    在中國傳媒大學法學院院長王四新看來,網絡暴力變量很多,存在眾多定義。但從形式上來看,具體包括網絡道德審判、非法的人肉搜索、網絡集體辱罵、污蔑和欺凌,以及借助網絡手段線上線下結合的攻擊行為。形式也不局限于語言,還包括音視頻等。

    專家認為,誹謗、污蔑、詆毀等行為造成的危害,在互聯網場域,其影響可能被放大,導致很多網絡暴力行為,比現實生活中的語言攻擊產生更大傷害。

    網絡誹謗對象轉向普通人

    2012年,電影《搜索》上映,講述了都市白領因為公車不讓座的小事,引發蝴蝶效應般的網絡暴力,以致被逼到生活死角的故事。雖然難有全面的數據統計,但隨著互聯網普及度的不斷提高,網絡暴力這一頑疾,困擾著參與其中的很多人。

   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副教授柳思思在《網絡語言暴力問題研究》一書中指出,目前網絡暴力呈現三大趨勢,包括襲擊對象平民化、人肉搜索推廣化、網絡語言謾罵泛濫化?! 乃澜菍ふ页隹?,谷女士選擇拿起法律武器。2020年10月26日,谷女士向杭州市余杭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。余杭區人民法院于12月14日決定立案。

    12月事件又有了新進展,根據浙江省人民檢察院官方發布顯示,通過發放檢察建議的方式,屬地公安機關已對造謠當事人郎某、何某兩人以涉嫌誹謗刑事立案偵查。

    對此,北京德和衡(杭州)律師事務所律師孟迅解釋,誹謗罪確屬自訴案件,但有例外,即官方發布里所述之規定,“誹謗罪告訴的才處理,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。”也就是說,當誹謗行為導致“嚴重危害社會秩序或國家利益”的情況下,可以作為公訴案件處理。

    檢察機關官方發布里也證實了這一原因:“相關視頻材料進一步在網絡上傳播、發酵,案件情勢發生了變化,郎某、何某的行為不僅損害被害人人格權,而且經網絡社會這個特定社會領域和區域迅速傳播,嚴重擾亂網絡社會公共秩序,給廣大公眾造成不安全感,嚴重危害社會秩序,依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》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二款之規定,應當按公訴程序予以追訴。”

    王四新說,這一個案從自訴轉公訴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不多見的,同時受害者勇于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也是不多見的。

    實際上,不多見背后是維權難的現狀。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薛軍分析,侵權主體難以確定、證據難以固定、賠償難以獲得支持等,都是民事訴訟維權道路上的攔路虎。

    “例如侵權主體難以確定,有時難以明確侵害人,需要平臺協助;又如相關事實證據不易固定,網絡上的文字視頻可能會被刪除等等。”薛軍說。

    浙江靖霖律師事務所律師呂博雄認為,就算本案谷女士提起刑事自訴,實際上面臨很大的舉證難度。“受害人作為刑事自訴原告要承擔舉證責任,通常受害人自行收集罪證較為困難,受害人一旦舉證不能,就面臨被說服撤訴或被裁定駁回的尷尬。因此本案通過公訴程序處理,客觀上對懲處網絡暴力、維護社會秩序產生了積極作用。”

    公權力之劍的意義

    有網友稱,“天下苦網絡暴力久矣”,這句話恰恰折射出公權力介入此案的意義。

    王四新說,從自訴轉為公訴才更能彰顯個案背后的警示作用,讓那些不太尊重別人,并且習慣性對他人通過網絡進行侮辱誹謗的人,有一顆敬畏之心。

    實際上,從技術手段上看,網絡暴力大有改頭換面的趨勢。例如通過AI換臉等技術運用,可能讓謠言、誹謗更加“逼真”,對受害者而言,造成的傷害可能更加無可挽回,維權也需要花費更大的成本。

    孟迅說,將嚴重危害社會的網絡誹謗、侮辱行為納入公訴案件范圍,拓寬了網絡暴力維權的路徑。這不僅是對網絡施暴者強有力的威懾,也體現了《民法典》實施后對人格權保護的升級。“不僅是針對個案,而是對未來各種形式的網絡暴力事件都具無形的約束。”

    同時,他建議要轉變單一事后救濟方式,進一步強化行政執法和平臺事先審查,過濾顯而易見的違法侵權信息。對于其他侵權信息,可在受害人通知后,由平臺采取相應措施,如刪除、屏蔽、斷開鏈接等。同時合理運用民事法律手段,加強對受害人的權利保護,讓民事賠償責任落到實處。

    此外,在技術手段上,杭州等地互聯網法院正在探索、使用司法區塊鏈存證平臺,讓受害者能夠以低成本、高公信力的方式,及時保存證據,為后續維權追責掃除障礙。

    蘇倩倩表示,法律手段能體現即時效果,但未來仍需要從公民的自身素質入手,比如普及媒介素養,重視生命教育,提高大家共情的能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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